• 學術堂首頁 | 文獻求助論文范文 | 論文題目 | 參考文獻 | 開題報告 | 論文格式 | 摘要提綱 | 論文致謝 | 論文查重 | 論文答辯 | 論文發表 | 期刊雜志 | 論文寫作 | 論文PPT
    學術堂專業論文學習平臺您當前的位置:學術堂 > 法學論文 > 法律論文 > 憲法論文

    環境權入憲面臨的問題與立法建議

    時間:2020-06-03 來源:華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本文字數:7659字
    作者:趙英杰,孫瑞東 單位:東北林業大學文法學院

      摘    要: 環境權作為一項基本人權,是公民其他權利保障的前提和基礎,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具有基礎性、根本性的作用,通過憲法對環境權予以法治化的保障是環境權保障的重要手段。憲法視角下的環境權人權屬性分析的研究結合國內外環境權保障的法律實踐,從憲法保障的角度分析了人權與憲法性權利的關系、環境權的人權屬性以及環境權憲法保障面臨的問題,最后提出了包括環境權入憲、環境權具體化過程中區別保護等的立法建議。

      關鍵詞: 環境權憲法保護; 環境權人權屬性; 本能利用環境權利; 開發利用環境權利;

      Abstract: As a basic human right,environmental right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other rights of citizens.The constitution,as the fundamental law of the country,plays a fundamental and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citizens' rights.The constitu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right attribute analysis of human rights research combining the legal practice of the environmental right safeguard,both at home and abroad on the basis of an analysis of the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human rights attribute of environmental righ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ight constitution guarantees are faced with the problem,finally put forward include environmental rights into the constitution,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right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crete difference between legislative suggestions.

      Keyword: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human rights attribute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instinctive use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隨著社會文明發展和保障人權的需要,人權的范疇也在不斷的充實與發展,作為與人類生存息息相關的環境權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環境問題的日趨突出而提出。我國自黨的十七大提出建設生態文明以來,強化生態文明建設的憲法供給一直以來是國內外環境法制領域關注的重要議題。[1]通過憲法對公民環境權進行保障具有根本性、基礎性的作用。2018年3月份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明確指出了“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在環境領域,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但是單純的依靠政府單向性的對環境進行保護和治理是遠遠不夠的,更需要在根本法中創立公民環境權,通過完善公民環境權保障體系,改變傳統的單向保護生態環境模式,從而構建起雙向互動的生態文明建設路徑。
     

    環境權入憲面臨的問題與立法建議
     

      一、環境權保障的法律實踐

      (一)憲法保障環境權的現狀梳理

      從世界范圍來看,環境權法律保障大多通過憲法予以實現。根據美國戴維.R.博伊德(David R. Boyd)教授在2012年出版的《環境權革命:對憲法、人權和環境的全球研究》,其中考察的192個國家,已經有140個國家的憲法納入了環境保護的內容,有86個國家的憲法明確規定了環境權;在美洲、歐洲、非洲和中東等有115個國家參加的四項具有約束力的國際協定中,環境權已經得到承認入憲。[2]在一些沒有將環境權設定在憲法的國家中,在法律實踐中也對公民的環境權予以實質性保障,例如美國,盡管沒有在憲法中明確規定環境權,但在司法實踐中公民可以借助“私人檢察長”制度,即公民可以在周圍生活的環境受到威脅或者向法院申請禁止令,法院有權力督促相關環境行政機關履行職責,相關環境行政部門逾期履行職責或者企業污染行為沒有停止,公民可以提起訴訟,維護自己的環境權利。

      我國環境權研究自從著名環境法學家蔡守秋1982年發表《環境權初探》后,越來越多的學者加入到公民環境權研究隊列中。理論上對環境權的研究主要經歷公民環境權是一項法律權利、公民環境權是一項人權、應然權利、基本權利,盡管對公民環境權的研究也存在批評之聲,但是隨著社會大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公民本能地利用環境的權利越來越容易受到侵害,傳統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論對公民環境權保護存在較多缺陷,比如環境具有公共性和共益性,在公民使用時,又具有非排他性。

      (二)我國環境權法律保障模式與面臨的問題

      在法律實踐中,我國憲法26條明確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可以得出國家具有保護和改善環境的義務,以此構建起從中央到地方的環境保護行政體系。但是憲法僅僅明確國家具有保護環境的義務,由環境行政部門具體負責環境的保護,這樣單向性的環境保護對維護公民環境權和保護生態環境是遠遠不足的。

      環境基本法對具體環境權保護面臨不足。環境權是一項綜合性權利,包括公民環境安全權、環境知情權、環境參與權、環境監督權。我國環境保護法在第五章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章規定了公民享有獲取環境信息知情權、表達、參與和監督環境保護的權利。環境保護法中規定公民享有的環境信息知情權,表達、參與和監督環境保護的權利,該具體環境權要求國家環境行政行為的決策要正當化、建立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和保障公民參與權,因為根據環境權原理,環境行政行為決策的正當化、建立信息公開制度和保障公民環境參與權屬于國家環境管理義務。在現實法律實踐中,一方面由于憲法并沒有確立環境權在公民基本人權中的地位,因而公民在自身生存的環境受到威脅后,并不能直接訴諸法律途徑予以保護,只有通過間接手段來保護自己的環境安全,比如舉報、檢舉等方式。另一方面對公民知情、參與、監督的法律保障主要通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公民可以通過環境行政許可聽證制度、聽證會、論證會制度參與環境保護,維護自己切身的環境權利,但是對于環境信息公開專門的平臺建設、建設項目聽證會、論證會的監督行使并沒有相關的法律予以規范。

      公民環境權侵害標準體系的建設與研究對公民環境權保障具有重要價值。我國環境保護法第39條規定“國家建立、健全環境與健康監測、調查和風險評估制度,鼓勵和組織開展環境質量對公眾健康影響的研究。”在現實生活中就是開展環境基準研究和環境健康風險評估,盡管新環境保護法2015年1月1日施行至今,環境基準研究和環境健康風險評估仍處于起步階段,各種污染物以及新出現的污染物對人體危害的闕量值研究還需進一步完善。

      環境特別法對保護公民環境權的保障面臨不足。實體的環境特別法主要包括《環境影響評價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程序主要包括民事訴訟中關于環境侵權案件的規定、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行政法中環境開發利用行為的行政審批前召開聽證會、論證會制度、行政許可的聽證制度,以及行政訴訟法中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等,這些制度都是在直接或間接的保護公民環境權不受侵害。但是在法律實踐中,環境法調整的環境法律關系具有復雜性和綜合性,盡管我國有很多環境特別法進行調整,但是在具體操作上仍存在許多問題,尤其是對公民環境權受到是指侵害后的因果關系的證明,我國采取的是因果關系的蓋然性證明,即侵權行為與損害后果存在因果關系可能性的大小。但是環境侵權案件大多是由于環境事件造成公民人身健康損害,其一方主體大多為企業,另一方是公民,企業在經濟、技術等實力方面處于優勢地位,而公民大多處于弱勢地位,因此有必要對于雙方實力懸殊的主體,在因果關系的證明上有選擇的采納疫學證明和間接反證的證明方法。還有就是分散式單行環境法之間重疊與沖突,環境法律體系的不統一、不協調造成了環境行政內部“條條塊塊”現象明顯。

      二、環境權憲法保障問題紓解即人權屬性的證成

      環境權通過憲法來進行保障在世界范圍內并非個例,憲法作為根本法對公民權利的保障范圍主要是基本權利,而憲法中的基本權利來源于人權,一項權利如若要通過憲法予以保護必須首先分析該權利的人權屬性,也就是說環境權憲法保障問題的解決最根本的是論證環境權的人權屬性,而后再談環境權入憲以及具體化。

      (一)人權與憲法性權利的關系

      分析人權與憲法性權利的關系,首先應該明確什么是人權。人權最早來源于西方自然法思想,他們認為人權是天賦的、與生俱來的、不可剝奪的,而對于世俗的立憲者而言,他們只是能發現人權、確認人權和保障人權,而不是賦予人權。人權是人類發現自身存在的正當性、人類文明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的范圍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人類經濟、文化、政治等社會文明因素發展所處的階段賦予某一項人權是否存在正當性、合理性。在探索人權的過程中,它也是探索符合道德確信的過程,符合道德標準也是人權的價值之一。因此可以理解人權就是人作為人具有的尊嚴和價值應受到尊重和保障的權利。

      人權和憲法性權利即基本權利嚴格意義上是有區別的,從產生的先后來看,先有人權后有基本權利,人權是人在自然狀態所具有的權利,而基本權利是有了國家后,立憲者將人在自然狀態所應當擁有的權利在憲法上予以確認;從內容來看,人權的內容要大于基本權利的范圍,基本權利是對人權在憲法上的部分確認,并不是所有的人權都會規定在憲法里成為基本權利;從其權利的狀態來看,基本權利來源于憲法的確認,或者說是“實然權利”,人權一般被認為是一種“應然權利”,也就是說憲法上沒有規定的權利并不是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就不享有;從其權利的性質來看,人權是一種道德權利,基本權利是一種法律權利,基本權利是對抽象的人權的具體化和法律化。

      環境權屬于人權的范疇,人類懶以生存的周圍環境是其生存發展的重要條件,隨著現代大工業、城鎮化的發展,人類環境利益極易遭到損害。環境權作為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具有正當性,作為人類主體,他是具有享有在健康、舒適的環境中生存的權利,無論是國家還是企業,沒有任何人可以剝奪。環境權兼有第二代人權和第三代人權的特點,從平等權為核心的社會、經濟、文化權利角度來講,對環境權的保護也是國家的義務,國家應當對公民環境利益的保護無差別的對待,公民在行使環境權的過程中,要在不侵害他人環境權利的前提下使用自己的權利。從第三代人權發展權上來看,環境權作為集體人權,在國際環境法中主要表現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關于節能減排責任分擔、國際跨區環境污染等問題的處理,另外就是人類當代的環境利益與后代的環境利益之間的沖突與平衡,也就是說當代人在對環境進行開發利用不得妨礙后代人對環境可持續利用。

      (二)環境權是憲法應當保障的一項基本人權

      憲法中規定的權利又叫做基本權利,什么樣的權利可以視為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可以在憲法上予以保護,就此可以對基本權利從兩個方面予以解釋,從主觀的角度來講,某些權利能夠被稱為基本權利是因為這些權利體現了道德的、倫理的、固有的核心價值和人類文明的一致追求,比如人的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從客觀的角度來說,某些權利之所以被稱為基本權利是因為得到憲法、國際人權法等“基本法”的確認和保障,根據客觀主義基本權利就是被憲法、國際人權法所保證的權利,是所有權利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基礎、最具有普遍共識的權利。我國學者大多從客觀的立場來看待基本權利,即憲法上規定的權利就是基本權利。[3]因而基本權利指的是由憲法規定或者實際存在的公民享有的必不可少的權利。

      哪些權利是“必不可少”的權利成為環境權研究的重點,即環境權是否具有人權屬性是其成為“必不可少”的權利的前提條件,因為從客觀主義的立場理解,一項權利成為基本權利是對該項權利的人權屬性的保護,也就說一項權利是否屬于基本權利,是否應當入憲,首先要考慮它是否屬于人權。因為環境權主體的不確定性和客體的非排他性,環境權是否入憲一直以來存有爭議,有的學者認為環境權可以通過其他權利予以保護,也有的學者認為一旦在憲法中設立環境權,在司法實踐中可能造成濫訴,妨礙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一項權利的設定和保護并不是單純地從理論上論證就可以滿足其設定的充分條件。基本人權亦是人權,人權是一項發展的權利,他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根據社會經濟和實踐的需要不斷的充實,然后再通過憲法予以保障。社會實踐中,人類對環境的利用包括本能利用環境的行為和開發利用環境的行為,開發利用環境的行為都是涉及人類對環境經濟利用的行為,也就是說它是一項財產權,而本能環境利用行為是人類為了本能生存的需要而謀求的環境安全權,它與人類具有的自由權、平等權一樣,是人人都必須所具有的,從這一點來說,環境權是一項基本人權,環境權的人權屬性應該分而論之。

      三、環境權入憲面臨的問題

      (一)環境權自身的不確定性阻礙其入憲

      環境權的不確定性主要是指環境權的概念、主體以及客體在理論上還沒有達成共識,甚至連環境權中的“環境”都沒有形成一致的認識。[4]一方面由于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其導致環境客體認定缺乏統一的標準,另一方面由于社會經濟的進步和變化,“環境”的內涵也在不斷的變化,我國當前的環境保護法所規定的“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濕地、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我國當前對環境的規定采用的模式是概括式加列舉式的規定,這種規定可能會存在著理解不直觀和掛一漏萬的缺陷。[5]

      環境權的不確定性就是它欠缺獨立性,它附屬于其他人權,是其他人權能獨立存在的前提與基礎。所有的人權的存在都與生活的環境息息相關。無論公民的人身權、生命權、健康權還是公民的政治權利、社會經濟權利都需要有一個清潔、健康、舒適的環境來保障其實現。如果人類生存的外部環境惡化到不足以使人們的人權得以實現的地步,人權也就難以保障,因而環境被認為是人權保障的實現條件之一,并不能將其作為公民獨立的權利。即便環境權入憲,也會因為面臨的各種問題而難以展開和具體化。

      (二)環境權的雙重性增加其入憲難度

      環境權的雙重性主要是指其具有的公權和私權的屬性,[6]根據我國憲法26條規定,當環境權與國家具有保護環境或者據以參與環境監督和管理的意義上使用時,此時環境權具有公權的屬性。當環境權用于私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時,因其具有自益權的性質而成為一種實際上的私權,因此環境權就具有了公權與私權的雙重性質。個人主體擁有的環境權主要是指每個人所享有清潔健康和周邊環境不受干擾的權利和利益的集合。集體環境權主要是根據薩克斯的“公共信托理論”,公民通過憲法把管理環境的權利受讓給國家,為避免造成“公地悲劇”,由國家統一行使環境管理的權利,并且公民有權利對國家行使環境管理的過程進行監督。但是憲法上所規定的是基本權利,調整的是人與公權力之間的關系,從根本法的角度通過限制公權力來保障基本權利。環境權的雙重屬性與憲法中所保護的基本權利的主旨并不一致,這進一步增加了入憲的難度。

      (三)環境權入憲與現有環境法律救濟不相適應

      環境權入憲不是僅僅為了入憲而入憲,其目的是為了提高環境權的權利位階,使其處于權利體系的頂端,統帥相關的權利,[7]然后通過環境基本法和其他相關部門予以具體化的保護。但是我國當前的環境法律救濟體系除了實體憲法環境權具有的高度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之外,權利主體救濟還面臨著不確定的困境,環境權屬于公共利益,雖然事關每個人的切身利益,但是“個人”難以獲得環境侵權的具體證據。[8]在法律上,2014年《環境保護法》第58條確立了針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公眾環境利益行為提起訴訟的主體為有一定資格的社會組織,此后無論是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關于公益訴訟的規定,還是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還是2018年3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檢察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都沒有確定公民環境訴訟的主體資格。根據《環境保護法》53條“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享有獲取環境信息、參與和監督環境保護的權利。”和57條“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發現任何單位和個人有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行為的,有權向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或者其他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舉報。”這就在法律上排除了環境私人訴訟。

      四、環境權入憲的立法建議

      環境權自身的不確定性、雙重性,與現有環境法律救濟不相適應的確是其面臨的問題,但是其根本原因還是對環境權的理論研究存在不足。從人類對環境的利用行為上來看,環境權可以包括環境本能利用行為和開發利用環境的行為,前者是公民對環境的一種基本需求,也是公民作為人的一項基本權利,即是為適應環境或為生存繁衍而利用環境。后者主要是指包括公民在內的公眾在國家環境行政權的管理下,對環境享有的經濟利益的權利,比如必須經過許可才能進行的采礦、排污等利用環境容量或開發自然資源的行為。開發利用環境的行為更多的是一種經濟性權利,并不是所有人基于本能需要所必須。本能地利用環境的權利是公民基本人權的基本體現,任何主體都沒有權力剝奪一個人本能地利用環境的權利。

      在憲法上對環境權進行保護,可以將環境權專門規定在憲法基本權利一章,規定“每個公民都享有清潔健康和周邊環境不受干擾的權利;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隨意破壞公民的生活環境”,即保障公民環境安全權。根據“公共信托理論”,公民通過憲法將對環境管理和自然資源所有權信托給國家,公民有權利參與對國家對環境管理和自然資源管理的狀況進行監督,因此在環境基本法中增加“每個公民都有舉報環境違法的義務”。明確第52條中的環境監督權,公眾認為環境政府決策、企業建設項目、規劃可能影響自己的環境安全權時,可以向相關部門申請,參與并監督該決策、建設項目、規劃的實施。通過各環境特別法、行政法和行政許可法來細化公民在維護環境知情權、參與權的規則,實現憲法與環境基本法、普通法銜接。

      完善相應的司法救濟制度。公民環境權入憲后可以結合當下的民事環境公益訴訟和行政環境公益訴訟,在借鑒美國“私人檢察長制度”基礎上,通過環境基本法賦予公民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針對威脅自身環境安全權利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行為,公民檢舉揭發后,環境行政主管部門和檢察機關消極不作為的,公民可以提起環境公益訴訟。

      環境權憲法保護是其保護的頂層制度保障,在根本法確立了環境權后,再通過環境基本法、環境普通法和其他部門法對其具體化。環境權的具體化應該將環境權區別對待,將環境權分為本能利用環境權利和開發利用環境權利,即對環境權的基本權利屬性和財產屬性分別保護。環境權具有明顯的人權屬性,是公民其他權利的前提和基礎,環境權入憲既是環境保護的現實需要,也是基本人權保障的重要途徑,因此通過在憲法設定公民環境權來構建起公民環境權保護和政府環境保護的雙向互動的模式,從而最終實現環境權的公平化、環境保護法治化。

      參考文獻

      [1] 賴虹宇.環境權入憲的規范模式:選擇及其實現[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8(06):84-92.
      [2] 蔡守秋.環境權實踐與理論的新發展[J].學術月刊,2018,(11):89-103.
      [3] 焦洪昌.憲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4] 周珂,羅晨煜.論環境權“入法”:從人權中來,到人權中去[J].人權,2018,(4):93-103.
      [5] 汪勁.環境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6] 徐雅.我國環境權立法困境的法理分析——以環境權與財產權的關聯為視角[J].北京城市學院學報,2014,(1):46-47.
      [7] 張一粟,陳奇偉.論我國環境權入憲的基本架構[J].法學論壇,2008,(04):109-114.
      [8] 范進學.憲法上的環境權:基于各國憲法文本的考察與分析[J].人權,2017,(05):105-121.

      原文出處:趙英杰,孫瑞東.憲法視角下環境權之人權屬性分析[J].華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0(03):39-43.
      相關內容推薦
    相關標簽:
    • 成都網絡警察報警平臺
    • 公共信息安全網絡監察
    • 經營性網站備案信息
    • 不良信息舉報中心
    • 中國文明網傳播文明
    • 學術堂_誠信網站
    无码av高清毛片在线看 - 视频 - 在线观看 - 影视资讯 - 铭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