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術堂首頁 | 文獻求助論文范文 | 論文題目 | 參考文獻 | 開題報告 | 論文格式 | 摘要提綱 | 論文致謝 | 論文查重 | 論文答辯 | 論文發表 | 期刊雜志 | 論文寫作 | 論文PPT
    學術堂專業論文學習平臺您當前的位置:學術堂 > 法學論文 > 法制史論文

    唐代保辜制度及其對刑事和解的啟迪

    時間:2020-06-02 來源:保定學院學報 本文字數:9344字
    作者:劉喆玉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展開更多

      摘    要: 保辜制度是我國古代一項極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在唐代臻于成熟。保辜制度的目的在于確定傷害行為與結果的因果關系,具有對受害人進行保護、對加害人賦予悔改機會以平穩修復社會關系的深層內涵,從某種意義上其與當代的刑事和解制度的目的有著一定的相通性,對于完善我國的刑事和解制度具有積極意義。借鑒唐代保辜制度理念,可以從擴大適用范圍、增加審查起訴階段觀察期、加大司法機關參與力度、實行執行階段保證人制度等方面完善我國刑事和解制度。

      關鍵詞: 保辜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 唐代; 法律文化;

      Abstract: The system of Baogu was a very distinctive legal system in ancient China,which reached maturity in the Tang Dynasty.The purpose of Baoguo system is to determin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rmful behavior and the result.It has the deep connotation of protecting the victim and giving the victim an opportunity to repent to restore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smoothly.In a sense,it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commonality compared to the purpose of the contemporary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which has positive meaning for improving the current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Referring to the concept of Baogu system of Tang Dynasty,we can improve China's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 in terms of expanding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adding observation period to the review prosecution stage,increas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judicial organs,implementing the guarantor system in the implementation stage and so on.

      Keyword: Baogu system;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 Tang Dynasty; legal culture;

      保辜制度作為我國古代一項極具特色的法律制度,自產生之日起,經過歷代的不斷發展,到唐代發展完善。唐代保辜制度正式入律,對其后該制度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宋元明清時期的保辜制度基本沿襲了唐律。
     

    唐代保辜制度及其對刑事和解的啟迪
     

      目前學者對唐代保辜制度研究的重點集中于其制度設計、因果關系等方面,對于“保辜”制度的內涵,學者多引述《說文解字》或《大清律輯注》中的語句簡單帶過,沒有作進一步解釋。同時,對“保辜”兩字學界也沒有統一界定,不少學者對保辜制度甚至對中國傳統法律制度持懷疑態度,認為“傳統”與“當代”是不相融洽的,或者說互不相通的。但是傳統法律體系的瓦解并不代表“法傳統”也不再延續,相反,中國古代的法律思想以及由其影響而形成的“法傳統”內在理念有著巨大慣性,使我們不得不認真審視思考。有學者對古今刑事和解制度進行比較分析,認為其完全是“殊途異歸”[1],但筆者認為,要想更好地理解保辜制度與當代的刑事和解制度,僅僅從表面分析對比是遠遠不夠的,應該從其內涵開始,通過探究其內在理念,挖掘其背后的價值。因此,本文探究唐代保辜制度的內涵,并以此為視角分析我國當代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缺陷,進而提出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構想,以期為完善我國刑事和解制度、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參考。

      一、唐代保辜制度

      保辜制度自產生之后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直到唐代被寫入《唐律疏議》才正式入律。《唐律疏議》對保辜制度的詳細規定和嚴密注疏,使古代的保辜制度臻于成熟。

      (一)唐代保辜制度的基本內容

      保辜制度是指在發生傷害案件后,加害人在法定的期限內積極救助被害人,期限屆滿時,根據受害人的具體傷情對加害人定罪量刑的法律制度。戴炎輝先生在解讀唐律時認為:“故保辜之‘保’,若欲求三種保辜之共同內容,應解為系‘保留’之意,非‘保護’之謂。”1因為唐律中并沒有強制加害人對被害人進行救治,只規定“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2]1482而且“保辜”一般由加害人向官府提出,加害人有一定的自主選擇權,雖然法律并沒有讓其施加救治的要求,但加害人如果想求輕判,則要悉心照料被害人使其符合法條規定。可見保辜制度是在給予加害人一定利益的基礎上,使被害人獲得更大的利益。加害人是否救治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是否誠心認罪、悔改,是否真誠彌補被害人的損失。因主動性在加害人自身,官府在此期間處于觀察狀態,如何定罪尚且“待定”,為了突出這種“罪名待定”的狀態,故此處“保”做“保留”來解釋更加合理,而“保辜”,則可以理解為“保留罪名”。

      1. 保辜制度的適用范圍

      《唐律疏議》列出了關于保辜制度的具體條文。《斗訟律》第307條:“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及破骨者五十日。毆、傷不相須。余條毆傷及殺傷,各準此。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因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他故,謂別增余患而死者。”[2]1482并佐之以相應注疏。對條文內容進行解釋的同時,對保辜適用的案件范圍作了說明:“議曰:凡是毆人,皆立辜限。手足毆人,限十日;若以他物毆傷者,限二十日;若折骨跌體及破骨,無問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謂諸條毆人,或傷人,故、斗、謀殺,強盜,應有罪者,保辜并準此。”[2]1482另外,涉及到保辜制度的條文還有第302條“斗毆以手足他物傷”[2]1468、第303條“斗毆折齒毀耳鼻”[2]1470、第304條“兵刃斫射人”[2]1472、第305條“毆人折跌支體瞎目”[2]1475、第308條“同謀不同謀毆傷人”[2]1485等。在《斗訟律》之外,保辜的規定也可見于其他各律,涉及到的內容廣泛,如《賊盜律》中第286條“以他故毆人因而奪物”[2]1400和第289條“因盜過失殺傷人”[2]1411等,保辜期限大多比照斗毆殺傷罪來確定。

      由此可以看出,唐代保辜制度主要適用于以斗毆為典型特征的殺傷類案件,但具有傷害性質的其他案件也包括在內。凡是可以考慮到的范圍之內的案件,皆可保辜。例如吐魯番出土文獻中記載的一個類似交通肇事的案例“唐寶應元年(公元七六二年)六月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一個叫康失芬的人因為不熟悉借來牛車的性能,力有不及,拽挽不住,牛車失控,碾傷了路邊門前坐著的男孩金兒、女孩想子,導致金兒“腰以下骨并破碎,恐性命不存”,想子“腰胯折”的嚴重后果。康失芬對自己的罪行如實供述,“愿保辜,將醫藥看待,如不差身死,請求準法科斷”,因為他實屬過失,官府“放出,勒保辜”。依照唐律規定,雖不屬斗毆,但此案件依然屬于“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保辜期限為五十日[3]。

      2. 保辜期限的確立標準

      唐代保辜期限是由法律明文規定的,不允許雙方當事人自行約定。由《唐律疏議》中關于保辜的相關規定來看,“辜限”主要分為四個級別:第一,用手、腳等身體部位致人受傷的保辜期限為十日;第二,用手腳以外的其他器物致人受傷的保辜期限為二十日;第三,用兵刃、熱水或火致人受傷的保辜期限為三十日,此處相比前一級別,所用器物的危險性增加;第四,不論用何手段致傷,只要造成被害人折跌肢體、破骨的,保辜期限均為五十日。由此四個級別可以看出,唐代保辜期限的確立,根據加害人所用器物或手段的危險程度以及被害人受傷的輕重程度來定。保辜期限的長短與加害人所用器物的危險性大小有直接關系,所用器物之危險性愈大,保辜期限則愈長。

      (二)保辜制度的內涵

      任何一種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實施都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也同時體現出一定的價值傾向,因此,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解讀唐代的保辜制度。第一層面,保辜制度是一種因古代醫療設備以及技術的局限性,而采用的確認加害行為與結果之間因果關系的方法;第二層面,保辜制度包含著因儒家“非訟”“和合”文化的影響,給予加害人改過自新、真誠悔罪的機會,以修復被破壞的社會關系的價值取向。在唐代,保辜制度的第一層面處于更加突出的地位,“保辜本質上,系對結果犯限定其因果關系者”2,基于當時醫療診斷水平的限制,為確定案件具體的因果關系固然要使用較為樸素又略顯復雜的一套方法;但在保辜制度的發展及實踐過程中,其無意中達到了國家讓渡一定的司法權力給加害者,使受害人獲取更大的利益,從而達到社會和諧的效果,即保辜制度第二個層面的涵義,也正是從這一層面上來看,保辜制度蘊含著深層次的超越時代價值的法理念。

      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保辜制度必然有其時代局限性,可以說是統治者為了平息社會斗爭、保證穩定、坐穩江山而施行的。但是,保辜制度具有通過對被害人進行救助而達到修復社會關系、消除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從而維護社會和諧的深層含義,因此仍然值得關注。

      首先,從遠古社會開始,施行仁政、慎用刑罰就已經為大多數統治者(首領)所踐行。為了效仿三皇,西周時期周公提出“明德慎罰”,后儒家思想將其再次發展弘揚,主張“先教后刑”“德主刑輔”。雖然歷史上不乏濫施刑罰的統治者,但總有忠孝臣子對其進行勸諫。陳子昂在上書武則天反對其嚴于用刑時說:“臣聞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義也;霸者威之,任權智也;強國脅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足,然后刑之。”[4]保辜制度的目的雖然是為了確定案件的因果關系,但也反映了統治者慎刑慎罰的思想。同時,保辜制度給予加害人一定的選擇權僅僅是國家賦予其主觀悔罪、補救的機會。換句話說,保辜是為加害人設定特定時間的“不確定狀態”,這段時間里加害者自身并不是自由的,僅是多了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也使國家多了一個少施刑罰的機會。

      其次,在統治者“仁政”及儒家思想的影響下,生發了社會對“和諧”的追求。孔子稱“和為貴”,提倡“無訟”“息訟”,要求人與人和睦相處,提倡用和解的方式化解矛盾和糾紛,盡量不要訴諸公堂。梁治平先生說:“……強調絕對的和諧,強調人與人,人與自然乃至整個宇宙之間的洽和無間。于是,爭訟成了絕對的壞事,法律亦被認為是‘必要的邪惡’。”[5]此時維持和諧社會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獄[6]。對當事人勸說或感化,使其自我反思,從本質上認識到自己行為的性質,達到對行為人改造、溫和修復社會關系的效果。

      因此,筆者認為,在對比研究古今法律制度時不能將已經落后,或已經被更先進的技術所取代的具體的法律條文納入比較范圍。從第一個層面來講,伴隨著發達的醫學技術,保辜制度已經被當今刑法因果關系體系所替代,其具體形式和內容與當今時代并不相適應。但是,就第二個層面來說則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傳統并不是凝固的文化,在歷史的發展中,傳統不僅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而且對現實具有巨大的影響力[7]50。從這個角度分析,唐代保辜制度與當代刑事和解制度內在的法理念有著一定的相通性,其在對被害人救助、修復破損的社會關系、消除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等方面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對完善我國刑事和解制度仍然具有積極的參考價值。

      二、我國當代刑事和解制度及存在問題

      (一)刑事和解制度基本內容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訴訟程序運行過程中,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及其親屬以認罪、賠償、道歉等方式達成諒解與協議后,國家專門機關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責任或者對其從輕處罰的一種案件處理方式[8]。2012年我國《刑事訴訟法》修訂后將刑事和解作為特殊程序予以規定,在此之前也多有實踐。2018年修訂后的刑訴法第二百八十八條規定:“下列公訴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本章規定的程序。”

      刑事和解制度通過讓渡一部分利益給加害人,讓加害人更好地配合,實現被害人損失彌補的最大化以及社會關系修復的平穩化。加害人與被害人和解,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解決糾紛,節約司法資源,另一方面可以彌補常規刑事案件忽視被害人與被告人意愿的不足,更加有效地化解雙方矛盾,促進社會和諧,修復社會關系。

      我國刑事和解的興起,與西方辯訴交易、恢復性司法有一定的關系,其本質在于鼓勵人際關系的修復,讓彼此恢復原來的狀態,較好地兼顧受害人、侵害人和社會多方利益[9]。由此看來,刑事和解制度與唐代保辜制度所追求的效果是一致的,是對我國固有的“和諧”的法律文化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的繼承與發揚。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缺陷

      第一,“花錢買刑”問題。我國現行刑事和解制度在實施過程中暴露出的最突出問題“花錢買刑”。在刑事訴訟法中“真誠悔罪”“賠禮道歉”的程度和方式沒有明確界定,實際執行過程中沒有鑒定標準,正是這種構建在加害人給予被害人簡單物質補償基礎上的和解,使人們質疑它是富人“花錢買刑”的工具。我國的刑事和解制度往往只關注和解的結果,忽視和解的過程。刑事和解過程中雙方都在盡力追求自己權益最大化,加害人希望通過物質金錢補償被害人,以減輕罪行,被害人希望獲得大額賠償來彌補自己的損失,只有關注刑事和解的過程,才能更好地平衡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利益。如果只關注刑事和解結果,由于和解之后往往不會對加害人造成其他方面的損失,會使人認為可以用一定的物質和金錢來彌補犯罪,降低犯罪成本。同時,對于被害人是否因為急需錢物而被迫達成和解,是否被加害方要挾利誘,司法機關均不好評判,更難以取證,從而加劇了“花錢買刑”,甚至“花錢犯罪”的問題。

      第二,刑事和解適用范圍較窄問題。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我國刑事和解僅適用于“三年以下”輕微刑事案件和“七年以下”過失犯罪的初犯人員。這類案件社會危害性小,或者多為鄰里、親朋之間的矛盾糾紛,犯罪人往往并無惡劣行徑,本身可以加以良好改造。但是個案情況均不相同,造成某些雖超出此范圍但同樣可以適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被排除在外的情況。例如下面案例:一個女孩為了躲避男友,從樓上摔下,高位截癱,每天治療需要巨額醫療費,全家人花費全部積蓄仍差十幾萬元[10]。其男友其實也并非故意,只是理解有誤,并且在事后真誠悔過,表示如果女方可以諒解他,雖積蓄不多,但他愿意湊足所需醫療費,并且希望自己可以娶女孩為妻,照顧其后半生。女方很感動,愿意和解,但是法院拒絕了和解請求,判處男方八年有期徒刑。導致男方既無心湊錢,也無法兌現諾言,女孩絕望哀求父親殺死自己,父親只得痛下殺手,又釀成另一個悲劇。雖然這個案例發生時我國并沒有刑事和解制度,但是根據現行法律,目前也仍不適用刑事和解。

      第三,刑事和解監督機制不完善問題。雖然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要由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聽取當事人和其他有關人員的意見,并對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進行審查,主持制作和解協議書進行刑事和解。但是在實踐中,公檢法機關自身事務眾多,為了節約司法成本,提高案件審理的效率,會急于促成刑事和解,致使刑事和解制度在實施過程中缺乏有效監督,刑事和解制度無法真正發揮平衡案件雙方當事人利益之作用。

      三、唐代保辜制度之于當代刑事和解制度的啟示

      保辜制度與當代刑事和解的內在法理念有著一定的相通性,也正因為如此,其對于我國當代尚不完善的刑事和解制度有一定的啟示意義,筆者以為唐代的保辜制度為刑事和解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思路。

      (一)唐代保辜制度的積極意義

      第一,保辜制度給予加害人彌補過錯,誠心悔過的機會。加害人在一定的期限內是否對被害人進行救助直接影響定罪量刑,使得加害人在此階段不得不對自己的傷害行為進行反思,在與被害人更多的接觸交流后,體會自己的行為所帶來的包括對被害人以及對自己造成的后果,從而在道德層面反省自己的過錯。保辜制度將懲罰與教化相結合,提高了法律的信服度,也符合我國刑法寬嚴相濟的價值目標。

      第二,保辜制度體現了對被害人給予更多關注,提供積極救助的理念。雖然唐代保辜制度有確認加害行為與結果之間因果關系的作用,但其主要目的仍然是保護被害人的權益,以被害人的受傷程度和加害人的補救程度作為處罰標準,同時設立了適用不同傷情的考察期限[11]。為了減輕處罰,在保辜期限內加害人會積極為被害人醫治傷病,特別是在受害人因經濟狀況有限而不能得到很好的醫治情況下,加害人若提供及時的救助,會大大提高被害人治愈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講,保辜不但是對于加害人的救助,更是對被害人的救助。

      第三,保辜制度中“和諧”理念在當代具有重大價值。中國社會向來倡導“和為貴”“和合”“與人為善”的思想,追求社會和諧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加害人主動為被害人提供救助,悉心照料、探望、安慰、賠禮道歉,這樣往往能夠得到被害人及其家屬的諒解,減少精神層面的二次傷害,使受損的社會關系得到平穩修復,防止矛盾激化,穩定社會秩序,而這一點與我國當代刑事和解制度是一脈相承的。

      第四,唐代保辜制度體現了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的理念。加害人主動提出保辜請求的案件,一般案情較為明晰,經過官府審核批準后,加害人被釋放,即可立即投入到對被害人的積極救助中,所需時間短,極大減少了復雜的訴訟程序,節約了司法資源,使得有限的司法資源轉向更復雜的案件,大大提高司法辦案效率。

      (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之構想

      1. 擴大刑事和解適用范圍

      如前文所述,唐律中保辜制度的適用范圍比較廣泛,不僅適用于傷害罪,還規定了過失殺傷等案件,因斗毆而間接引起的傷害,如被恐嚇摔倒致傷等情況,亦適用保辜制度。一些非斗毆的傷害案件,同樣適用保辜制度。同時,毆打傷人、殺人的,都依此條文行事,不論是毆打傷人、故意傷人、打架斗毆使人受傷、謀殺、搶劫,傷害別人、致人損傷的,都按照該條文施行。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只有輕罪案件才適用刑事和解,重罪案件均不在刑事和解的范圍之內。縱然也有觀點認為有關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并不會在我國傳統(并延續至今)的法律文化土壤上順利地生根發芽,進而提出這一范圍(重罪)內的“刑事和解”完全沒有存在的可能性[12]。但筆者以為,這種限制性規定在司法實踐中有一定的局限性,重罪案件也分多種情況,應該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結合雙方意愿、具體情況來判斷是否適用刑事和解。如果案件雙方當事人都希望刑事和解,在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死亡賠償金并不多的情況下,應允許適用刑事和解,被害人家屬則有可能獲得更高的補償,避免失去親人又失去賠償的情況發生,避免如前述案件父親痛下殺手的更大悲劇。但同時刑事和解制度并不具有強制性,受害方具有更多自主權,如果受害方不希望和解,那么和解的基礎就不存在,則刑事和解完全不應適用,所以擴大刑事和解范圍并不意味著擴大和解的必然性,而是給予更大范圍案件刑事和解的可能性。

      2. 增加審查起訴階段觀察期

      唐律根據加害人使用的器具和被害人的受傷程度,規定了不同的保辜期限,在保辜期限內,加害人可以通過為受害人提供積極救助而減輕處罰,同時也使被害人得到一定程度的補償。如果被害人在保辜期限內恢復,加害人就會得到減輕刑罰的待遇;如果被害人在保辜期限內死亡,則加害人就會被按斗毆殺人罪處以死刑。

      借鑒唐代保辜做法,當今的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在審查起訴階段增加觀察期,根據案件的輕重程度設立不同的觀察期限。由加害人提出,經被害人以及司法機關的同意后,對被害人做初步傷情鑒定,然后在加害人在提供擔保的情況下,為其設定一定的觀察期限,在觀察期內,由加害人對被害人進行醫療救助,待觀察期限屆滿后對被害人進行第二次傷情鑒定,以第一次鑒定與第二次鑒定分別定罪量刑,并且綜合考慮加害人在這一期限內的悔罪表現以及被害人的恢復程度,再確定具體的民事賠償數額。這樣既給了加害人積極悔罪的機會,也使得被害人能夠得到及時的救助。

      觀察期的實行,能夠防止刑事和解“花錢買刑”的產生,因為加害人不能給錢了事,而是要對被害人進行切實的救助;觀察期間加害人與被害人不可避免地多次接觸,也使他們有更多交流機會,從而促成矛盾的緩和。另外,因為適合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僅限于輕傷害案件,而在輕傷案件中加害者往往是非故意的,造成的后果也不是很嚴重,但在刑事和解過程中也有可能出現被害人漫天要價、小病大養等情況,無形中加重加害人的刑事責任,而在觀察期內,加害人是根據受害人病情治療情況提供費用的,因此能夠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因此,觀察期的設立可以更好地協調被害人與加害者之間的利益平衡,達到刑事和解制度的目的。

      3. 加大司法機關參與力度

      唐代保辜制度是由加害人向官府提出的,并且保辜的決定也全在官府,可以避免加害人以不正當手段達成與被害人和解的情況。在當今的刑事和解制度中,司法機關的作用不可或缺,雖然刑事和解是由當事人提出的,是否和解決定權在于當事人雙方,司法機關不應過多干預,但司法機關也不能放任不管。同時刑事和解過程中的諸多事宜,包括對加害人的請求進行審查、對案件事實進行認定、召集雙方當事人進行磋商以及最后進行評估等等,都離不開司法機關的參與。但是如前所述,司法機關事務眾多,不能把主要精力用于刑事和解,從而無法充分發揮司法機關在刑事和解中的監督作用。為此,要加大司法機關的參與力度,可以在司法機關設立刑事和解部門,專門負責可以進行刑事調節案件的具體事宜,從而充分發揮司法機關對刑事和解的監督職能。

      4. 實行執行階段保證人制度

      在和解后的執行階段,為了防止加害人報復被害人或者拖延不執行等情況出現,有必要增加保證人或者監督人,由保證人提供擔保,監督加害人的執行情況。在公檢法工作繁重的情況下,也可以增加“刑事和解執行工會”,由專門人員來進行和解評定和監督工作。

      四、結語

      唐代保辜制度諸多具體規定已經不適合于當代,但其所蘊含的內在理念對當今的刑事和解制度仍然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意義。有學者認為將保辜制度與刑事和解制度比較是“似是而非”“形同實異”的比附[12]。但是筆者認為,兩者“形異而內同”。如果“實異”是指兩個制度所生存的制度背景,或者其經濟基礎,那么古今對比則毫無必要。中國古代法律體系已經在西方強大的外力下解體,但是其生長的中國本土文化環境完全沒有斷代,中國五千年傳承的法傳統仍具有巨大的慣性,以各種方式存在于社會的各個方面。如果在刑事訴訟法中適當借鑒保辜制度,則首先應剝離其具體適用規則,而深入批判繼承其內在的法傳統,法傳統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憑著歷史的發展慣性影響著現實,而現實中的許多問題也正產生于這“不自覺”的“慣性”。只有當我們認識到傳統的重要,并有意識地“激活”傳統中有益于現實、有利于發展的成分,傳統才能成為發展的動力而不是阻力[7]65。對于刑事和解制度,其本身就帶有中國本土文化的特點,也應在固有文化的基礎上加以完善改造,以更好地適應社會,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1]李衛紅.殊途異歸:古今刑事和解[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3(2):115-119.
      [2]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M].北京:中華書局,1996.
      [3]劉海年,楊一凡.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編第四冊[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190-194.
      [4] 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2144.
      [5]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釋[M].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393.
      [6]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78.
      [7]馬小紅.禮與法:法的歷史連接[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8]陳光中.刑事和解再探[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0(2):3-9.
      [9]狄小華,李志剛.刑事司法前沿問題:恢復性司法研究[M].北京:群眾出版社,2005:6-15.
      [10] 女孩躲避強奸摔成高位截癱,苦求下老父將其掐死[EB/OL].(2006-02-22)[2020-01-25].http://news.sohu.com/20060222/n241956772.shtml.
      [11]傅承鴻.唐代保辜制度研究[D].泉州:華僑大學,2017.
      [12]趙晶.刑事和解與中國古代法文化的若干斷想[J].保定學院學報,2011(5):65-68,87.

      注釋

      1參見戴炎輝《唐律通論》。
      2(1)參見戴炎輝《唐律通論》。

      原文出處:劉喆玉.唐代保辜制度對當代刑事和解制度的啟示[J].保定學院學報,2020,33(03):36-42.
    相關標簽:
    • 成都網絡警察報警平臺
    • 公共信息安全網絡監察
    • 經營性網站備案信息
    • 不良信息舉報中心
    • 中國文明網傳播文明
    • 學術堂_誠信網站
    无码av高清毛片在线看 - 视频 - 在线观看 - 影视资讯 - 铭丽网